專家投書｜離婚條件放寬！梁維珊：分居3年可訴離 再婚不能拿贍養費
作者：梁維珊律師
在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判決日期：112年3月24日）裡就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認為「有同條第1項規定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
其中但書規定限制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原則上與憲法第22條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意即單一有責配偶不得主張裁判離婚與憲法所保障之婚姻自由並無違背，然而如果客觀上發生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包括但不限於分居，已經逾相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也是對婚姻自由的侵害，因此，裁判主文中特別提到：「其規定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而可能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不符」。
法務部隨即起草了離婚條件的新規範，除了具體的幾個裁判離婚條件外，刪除了單一有責配偶不得請求離婚的限制，並具體化以分居之時間做為裁判離婚的條件。
然離婚只是解決了一半的問題，另一半未來的生活保障自然成為必須維護以求公平的重點，因此同步增訂了關於夫妻財產揭露之義務及擴大請求贍養費之條件，筆者對此表示認可，然在訴訟實務上仍有不少疑義尚待解決，以下僅就筆者個人實務經驗簡要分析本次之修法，並提出管見以供社會賢達討論。
一、夫妻財產揭露的義務：
在新增的民法第1022條第2項規定，夫妻之一方向他方請求財產分配時，得請求他方提出財產清冊及證明文件。
這個規定是希望夫妻之一方提出夫妻財產分配時，雙方都有提出例如收據、銀行帳戶交易明細、不動產登記資料、繳稅單或借貸契約等（詳參立法理由），然而在訴訟實務上，前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不動產登記資料、繳稅單均得由原告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而取得，法院可查詢雙方財產資料及稅務狀況，一般律師會就法官所調查出來的財產資料及稅務狀況的細目再請求調查，而不動產亦在法院可查詢之財產資料範圍內，律師在取得法院查詢到的不動產地號及建號後，另外查不動產第二類登記謄本（土地及建物），雖然有去識別化，然而其姓氏、身分證號英文及前三碼，亦可供核對使用，並就不動產價值向法院聲請委外由建築師或不動產估價師做鑑定，這部份都是原本在訴訟中即可進行調查的範圍，比較棘手的是境外財產或其他借名登記財產，倘若被告堅持不提出任何境外財產資料（例如台商在中國大陸的財產資料），原告確實很難向臺灣的法院請求調查被告境外的財產，畢竟中國大陸幅員廣大，實在難以進行實際查核，況且如果原告主張被告在其他國家亦有財產，難不成要請求法官向全世界進行財產調查？
因此，據實說明義務就很重要，然而本次修法固然新增據實說明義務，卻對於未據實說明之一方給予具體之懲罰，此為本次修法的遺憾。
然而原告確實無法證明被告是否未據實說明，因此，筆者建議應另外增加「請求權之時效」，意即在民法第1030條之1增加任一方有未據實告知其財產者，則他方得在「知悉」前揭「未據實告知之財產」之時起二年內另行起訴夫妻財產分配。
此雖然將使夫妻財產分配難以終局確定，然此非法院之問題，而係不誠實之一方所導致，該不誠實之一方自需就其婚後夫妻財產永恆不確定付出相對應之代價，而他方則需在發現另有財產並取得相關證據時，儘速起訴，俾免雙方夫妻財產關係難以確定，影響彼此未來各自財務自由及發展。
二、刪除同住直系親屬虐待條款（即惡婆婆條款）：
有前揭事由時另以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其他重大事由作為起訴離婚的依據，將夫妻間之問題限定在夫妻間，應由同住之配偶來梳理及緩和，無須將夫妻間之離婚戰場擴及於直系親屬：本次修法中，刪除原本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4款的「夫妻之一方對他方之直系親屬為虐待，或夫妻一方之直系親屬對他方為虐待，致不堪為共同生活。」
修法理由認為前揭事由非必影響夫妻之感情與共同生活，實則，與直系親屬共同生活之配偶彼此間發生衝突時，另一方為圓滿其共同生活應有義務進行梳理，例如遷出現住所、嘗試與直系親屬及自己之配偶進行溝通等等，放任直系親屬虐待配偶（反之亦然），將導致同住一家之人均感到極為痛苦，配偶就緩和婆媳（或翁婿）問題本有協力義務，離婚不應該是長輩與晚輩間的的戰爭，而是夫妻間應彼此努力協調，以期使婚姻關係能圓滿幸福。
未來在訴訟上，若遇到婆媳爭議，尤其涉及家庭暴力者，亦可聲請保護令，並持保護令向法院以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其他重大事由作為起訴離婚的依據，使夫妻間之戰爭回歸夫妻間處理，不必以與直系親屬不合等作為理由，加強不欲離婚之一方維繫家庭和諧的義務。
三、新增五年內累計分居達三年即可提起離婚訴訟之條款：
本次修法最受到大眾關注者，即為「分居離婚條款」。
考外國立法例確實有分居離婚條款，本次修法將分居離婚條款引入，以期使法官能客觀判斷夫妻雙方是否在客觀上已經難以繼續維持婚姻關係，避免因一方之不甘心所以不放手，致使婚姻形骸化，成為有名無實之夫妻。
其中亦考量一方為達到離婚目的，而在訴訟中竭力攻擊他方，導致雙方關係從「形骸化」走向「不共戴天化」，子女將身陷父母互相攻擊之中，若子女尚未成年，將更因父母間惡劣之關係而倍感痛苦，雖未成年子女親權之酌定與夫妻間離婚在法律上是二事，然有經驗的人都知道一個家是綁在一起的，情感上無法像是法律一樣可以切割討論，因此，具體並客觀化分居離婚標準在世界各國已有不同標準，對此筆者給予肯定。
然前揭客觀標準並非無法加入法官主觀認定，因此在後段有「法院認為離婚對於拒絕離婚之一方顯失公平，斟酌一切情事，認為有維持婚姻之必要，得駁回離婚之訴。」此部分在立法理由中提到，法官得考量裁判離婚是否會使拒絕離婚之一方或未成年子女陷於「極端」「異常」苛刻之情況，例如當事人或未成年子女有身心障礙、其對於婚姻家庭之貢獻有無獲得合理補償之可能等，駁回原告之訴。
然而，筆者認為在所謂之當事人或未成年子女有身心障礙部分，涉及「何種程度之身心障礙」？是否需有身心障礙卡方得認定為係「極端」「異常」苛刻？或者即使判決駁回離婚，他方亦可能惡意不負擔扶養義務，一樣分居不在家中協力扶養未成年子女？
此外，因為我國在訴訟之提起是採處分權主義，此部分與英美法系國家要求雙方應據實說明財產及扶養狀況容有不同，因此如果被告堅持不反訴夫妻財產、子女扶養費或贍養費等等，法院不可能直接依職權為被告反訴前揭補償，在被告方堅持不離婚而且不願提起反訴離婚或預備反訴夫妻財產分配、贍養費、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及扶養費等情況下，有關被告之補償即難以完成，此亦不可歸責於原告，也就是說，補償條款立意固然良善，但是實際上卻可能因為被告個人的訴訟策略而導致其權利受損，但被告自己願意受損之不利益，若因此斷然駁回原告起訴，亦有違憲法法庭裁判之要旨，反而將此歸責於原告，然而此部分尚待更多的司法實務形成，筆者認為應參考外國立法例，使離婚訴訟中之雙方誠實揭露財產方為解決之道。
此亦為諸多外國立法均規範離婚需經法院調解或裁判方能為之，即有避免經濟強勢之一方迫使弱勢之一方簽署「離婚協議」原因，我國除了裁判離婚外尚有「協議離婚」，實務上，許多經濟弱勢之一方因難以調查他方之財產，導致只好為了取得未成年子女親權或主要照顧者之立場進而同意放棄夫妻財產分配之條件，致使其面對經濟窘迫之困境。
協議離婚固為契約自由，然弱勢之一方確實在取捨上面臨不公之窘況，如何保障弱勢之一方？是否廢除協議離婚？是否與我國人民法感情相符？均有待商榷。
四、修法前分居也可適用新法訴請離婚
四、有關前述訴訟離婚的條件修法變革，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七條之一的規定，施行前所發生的事實，依修正後民法第1052條的規定得為離婚之原因者，得提起離婚之訴，也就是說在親屬編條文修正通過後，即使分居的事實發生在修正條文前，一樣可以依照新法為訴請離婚的依據。
五、贍養費請求權放寬
有關贍養費的變革更是相當重要但也具有爭議性，首先，夫妻間的贍養義務是扶養的延長，原本民法中有關贍養費的規定確實非常嚴格，依據原本民法第1057條的規定，必須是無過失之一方，因為判決離婚而陷於生活困難，他方縱無過失，亦應給予相當之贍養費。
這個規定導致所謂的贍養費，除非雙方協議離婚自行約定贍養費，否則裁判離婚下，可說是名存實亡，才會有坊間律師們說的與外國法律不同。但這次的修法可以說是大型變動，將贍養費之意義，除了解釋為扶養之延長外，更加上了勞動力減低等價值補償的概念，筆者先整理重點如下：
(一)贍養費請求權不再限制需要裁判離婚才有，也就是說贍養費請求權不論是協議離婚、裁判離婚或調解離婚，都可以主張。請注意，贍養費請求權與夫妻財產分配是不一樣的概念，因此，在離婚事件中，可以先將離婚談下來，不論是協議或和解或調解，只要在沒有拋棄贍養費請求權的前提下，是可以另訴主張贍養費請求的。
(二)草案中民法第1057條第1項規定，符合贍養費請求權的條件可能是：
一方因離婚而生活陷於困難。
離婚時就業能力已減損。
就業機會減少者。
符合上開事項就可以主張贍養費，但是這部份筆者認為，除非狀況非常明顯，首先，所謂的「一方因離婚而生活陷於困難」判斷標準為何？立法理由以「例如離婚夫妻之一方，因扶養未成年子女，或因年老、身心障礙、疾病，或因結婚、懷胎、育兒、家事勞動，致不可能期待其於離婚後即可從事足以維持生活之適當工作者，均為離婚後生活陷於困難之可能類型。」並且強調由法官做個案判斷，但是對於一般人來說，除非明顯又客觀的「年老」、「身心障礙」、「疾病」是有具體的數字及醫療報告可以支持，例如筆者曾經研究因為懷孕生子導致中風失能的離婚事件，原告是男方對中風失能的妻子提出離婚訴訟，這部份男方如果要離婚，除了夫妻財產分配外，就妻子的失能照護，筆者認為亦應承擔全部的贍養責任。
又或者是年邁的妻子因病失能，欲離婚放棄婚姻關係的丈夫，當然有義務要繼續扶養前妻，講白了當初的白頭偕老不光光只是愛情，而是婚姻契約，要違約可以，但該負擔的責任是免不了的。
然而較為年輕，尚有工作能力的一方，確實存在舉證上的困難，尤其是在最青春美好的年華，放棄工作在家育兒到大學畢業，雖然育兒之一方可能還不到法定退休年齡，但畢竟脫離社會已經數十載，舉例來說，即使一樣有律師資格，但畢竟十幾年沒有執業，這與已經在外打拼並建立自己交友及事業圈的丈夫來說，是難以平起平坐，因為時間上就已經是絕對的不平等。
因此，結婚後是家庭主婦的女性是最吃虧的，因為離婚後客觀上確實一時間是難以立刻重新融入社會生活，勢必要有一段艱辛的適應期。
然而，即使弱勢方為此主張，又不免淪於其個人主觀，畢竟現在很多人，即使沒有離婚也不見得能融入職場生活，因此，究係個人主觀因素導致無法融入社會生活，舉證責任又要回到原告也就是主張贍養費之人的身上。
第二，法院在平衡所謂的一方投入婚姻家庭，而有就業能力降低、喪失或就業機會減少等情事，又難以給予客觀的評價，因為是否在結婚後決定成為家庭主婦，有時並非單方面的要求，若夫妻雙方都有一方主外一方主內的共識，那麼在離婚時自然要做夫妻財產分配加上贍養費的給付，但若是一方因為自己原本適應職場即有不順，因此以照顧家庭為由而不願再進入職場，此部分將發生可歸責性之爭議，因為經濟上不平等並非一方的經濟控制所導致，例如立法理由中提到的因婚姻家庭而放棄教育或升遷機會、重返職場所需的費用等等，這些都過度理想化人本質上的考量，在婚姻中，每個人的個人考量都有其付出與成果，付出時間陪伴孩子成長之一方，必然獲得更多親情與愛，而另一方在情感面上也常認為自己變成提款機，這也是夫妻離婚時常見的互控，立法理由中所提到的面向，筆者認為太過主觀，實務上法官難以客觀評價。
(三)承上，為免法官主觀評價，民法第1057條之1增加了法院審酌贍養費的標準，主要以：
1.夫妻之年齡及健康狀況。
2.夫妻之財務狀況或有無執業退休年金給付分配請求權。
3.夫妻需繼續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程度及期間。
4.贍養權利人接受職業訓練及重返職場之機會及費用。
5.贍養權利人有無其他應負扶養義務人。
6.贍養義務人應負扶養義務之人數。
7.婚姻存續期間之長短、生活水準及家庭之分工情形，或其他影響家庭生活之特殊情況。
前述法定客觀條件看似明確，但實際上除了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五款、第六款確實有客觀標準外，第四款、第七款確實有相當大的爭議空間，畢竟「職業訓練及重返職場之機會及費用」端視贍養權利人究係想要進行何種職業訓練？況且職業訓練在我國並非無給職，任何實習機會依法只要有提供勞務，雇主就要給予相對應的薪資，而在離婚事件中，假設有未成年子女，探視方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義務，因此，照顧方是否能執此主張自己因此無法重返職場，究係其不能或是不願，又涉及舉證問題。
(四)贍養義務人亦有減輕或免除贍養義務的答辯方向：依據民法第1057條之2，贍養權利人對贍養義務人或其直系血親故意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贍養義務人得主張減輕或免除其贍養義務，此部分較有爭議的是「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是否包含贍養權利人對贍養義務人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或僅限定需達到通常保護令中所謂的「精神上之不法侵害」？畢竟贍養費請求權已經刪除請求權人需為「無過失」之一方，也就是說有過失之一方也可以主張贍養費請求權，那麼外遇之一方固為經濟弱勢之一方，然其為有過失之一方，在離婚後對無過失之一方主張贍養費請求權，是否有顯失公平？此部分留待未來司法實務見解之形成。
(五)贍養費請求權因贍養權利人再婚或死亡而消滅：依據民法第1057條之3規定，贍養費請求權因贍養權利人再婚或死亡而消滅，考其立法理由係為免贍養權利人因此享受雙重扶養利益，畢竟再婚是新的配偶有扶養義務，前夫或前妻即不必再為扶養，這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注意，民法第1057條第2項也有規定，如果贍養義務人因負擔贍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可以主張減輕或免除贍養義務，也就是說贍養義務人如果達到「不能維持生活」即「無資力」的程度，一樣可以向法院主張減輕贍養義務，畢竟年邁後尚有子女對父母的扶養義務，因此，年邁而已經離異的前夫或前妻，其對他方的贍養義務亦可能因此而遭到免除。
(六)贍養費請求權時效：依據民法第1057條之4規定，贍養費請求權時效係自離婚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因此，在離婚後要儘速決定是否對他方提出贍養費請求權。
(七)雙方自行約定贍養費給付金額與方式，基於契約自由，雙方均應受到拘束，此與法院判斷是否因離婚導致降低就業能力或喪失就業機會之規範有所不同，雙方既然有約定贍養費，就應該依約定為給付，此部分明文規範在民法第1057條之5。
(八)有關贍養費的規定，筆者建議，既然為扶養義務延長及勞動力降低之補償概念，就應該比照婚姻關係存續中之扶養狀態，以維持原本生活狀態為原則，方符公平，若贍養義務有資力爭議或情事變更，亦非不得另行起訴請求為贍養費之變更。或者以兩造之資力、收入、職業發展能力為評估，分別給予不同年齡、醫療等階段性之消費標準，同時如果有撫育未成年子女之必要，則更應參考日本國東京家事裁判所公布之資料，分別以扶養人數、年齡、扶養義務者年收入、扶養權利者年收入，作為通常核定標準，反觀我國法院實務，在扶養費之計算，通常以行政院主計處之人均消費作為核定標準，固然較為公開且有訴訟上判斷方向，然對未成年子女來說，卻會因為父母離婚而失去原本的生活水平，此亦非對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若贍養費也一併比照，則更為不公，畢竟過去的青春、健康與機會無可能復返。因此，筆者建議行政院應參考日本國所提供之核定方式，並與法務部進行更深入之討論，以期在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離婚後對前妻或前夫之贍養費，依據更為精緻之標準及個案公平正義為衡量，較能維護弱勢之一方及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