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體制影響國家繁榮」奪諾貝爾經濟學獎 專家分析：獎項背後意義大
【記者吳珍儀／台北報導】2024年諾貝爾獎今下午公布「諾貝爾經濟學獎」，由3名學者達龍·阿傑姆奧盧（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奪得，3人提出「社會體制對國家繁榮的重要性」，三人將平分1100萬瑞典克朗（約3400萬台幣）獎金。而這次得獎者也揭示貧富差距對社會影響之大，文化大學經濟系教授柏雲昌表示，「過去很少相關議題奪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次獎項也揭示貧富差距再度被關注，背後意義相當大」。
柏雲昌認為，全球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不僅削弱了經濟的可持續性，更危及了廣大人民的幸福感。
他說，經濟學作為基礎的社會科學，與財經管理有著根本區別。「諾貝爾經濟學獎從不頒發給單純的財經管理類研究。雖然每年可能會出現十位管理大師，但百年來也只有少數經濟學大師能夠真正改變我們對經濟現象的理解。」他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所表彰的並非那些專注於投資、股票等狹隘財務管理的研究，而是那些對經濟結構、貧富差距等深層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的學者。
柏雲昌指出，長期以來，經濟學的發展被誤解為僅關注財富增長和投資回報，但實際上，經濟學的核心應是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條件，特別是薪資所得階層的幸福感。他解釋，經濟學的真正目標應該是讓勞工階層的薪資能夠支持他們的生活，追求幸福感，而非僅僅討論如何通過股票市場獲取更多財富。
柏雲昌強調，貧富差距的影響，「這個問題早已存在，卻長期被忽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選終於將這一議題置於全球經濟討論的中心。「貧富不均導致經濟發展的徘徊，並削弱了人民的幸福感。當財富過於集中於1%的人手中時，99%的人將無法公平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是一個極其不公平的局面。」
柏雲昌將這一現象與歷史進行了對比，並引用馬克思主義作為警示，「19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起源於資本家與勞工階層之間的巨大貧富差距，當時過度集中的財富引發了社會動盪和革命，這導致了共產主義的興起」。「如果財富繼續集中，可能會再次回到那種社會動蕩的局面」。
針對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柏雲昌指出，儘管得獎者多數來自美國，但這個獎項是由瑞典政府主導的，顯示出歐洲國家對全球貧富差距問題的關注。他認為，今年的頒獎具有重大象徵意義，提醒全球經濟學界和政策制定者重新審視貧富不均對經濟和社會的長遠影響。
此外，柏雲昌進一步表示，台灣的政策制定者過度依賴資本市場的成長，忽視了對勞工階層的支持。他也警告，這樣的政策只會讓少數有錢人更加富有，而廣大人民的生活則難以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沒有得到真正的提升，反而變得更加艱難，這會讓整個社會陷入危機。」
柏雲昌呼籲各國政府，也包含台灣，應該更加關注如何通過政策調整來縮小貧富差距，讓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夠惠及更多人。他指出，「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不應該是少數人的財富積累，而是讓大多數人的生活變得更加幸福。」
